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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六·论悔过
贞观二年，太宗谓房玄龄曰：“为人大须学问。朕往为群凶未定，东西征讨，躬亲戎事，不暇读书。比来四海安静，身处殿堂，不能自执书卷，使人读而听之。君臣父子，政教之道，共在书内。古人云：‘不学，墙面，莅事惟烦。’不徒言也。却思少小时行事，大觉非也。”
贞观中，太子承乾多不修法度，魏王泰尤以才能为太宗所重，特诏泰移居武德殿。魏征上疏谏曰：“魏王既是陛下爱子，须使知定分，常保安全，每事抑其骄奢，不处嫌疑之地也。今移居此殿，使在东宫之西，海陵昔居，时人以为不可。虽时移事异，犹恐人之多言。又王之本心，亦不宁息。既能以宠为惧，伏愿成人之美。”太宗曰：“我几不思量，甚大错误。”遂遣泰归于本第。
贞观十七年， 太宗谓侍臣曰： “人情之至痛者，莫过乎丧亲也。故孔子云：‘三年之丧，天下之通丧，自天子达于庶人也。’又曰：‘何必高宗?古之人皆然。’近代帝王遂行不逮汉文以日易月之制，甚乖于礼典。朕昨见徐干《中论·复三年丧》篇，义理甚深，恨不早见此书。所行大疏略，但知自咎自责，追悔何及!”因悲泣久之。
贞观十八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夫人臣之对帝王，多承意顺旨，甘言取容。朕今欲闻己过，卿等皆可直言。”散骑常侍刘洎对曰：“陛下每与公卿论事，及有上书者，以其不称旨，或面加诘难，无不惭退，恐非诱进直言之道。”太宗曰：“朕亦悔有此问难，当即改之。”
译文贞观二年，唐太宗对房玄龄说：“做人非常需要学问。我当年因为各路顽敌没有平定，东征西讨，亲自带兵打仗，没有时间读书。近来四海安宁，身为君主，即使不能自己手拿书卷阅读，也要叫人读来听。君臣父子的伦常、政治教化的种种道理，都在书里。古人说：‘不学习，就像面对着墙壁，头脑一片空白，遇到事情就麻烦了。’这确实不是句空话，我现在想起小时候做的事情，觉得很多都做得不对。”
贞观年间，太子李承乾常常不讲法度，而魏王李泰因为出众的才华深得唐太宗的喜爱，一次，唐太宗下诏让李泰搬到武德殿居住。魏徵上书劝阻，说：“魏王既然是陛下的爱子，应当知道自己的名分和地位，保证自身的安全，遇事应该控制骄傲奢侈的习气，不住在招惹是非的地方。现在他搬到武德殿来居住，就在太子东宫的西边，过去海陵住在那里，当时的人都认为不合适。现在形势虽然变了，恐怕还是会引来风言风语，魏王的内心，也不会平静，李泰既然因为受到宠爱而感到害怕，何不退居原处，成人之美呢?”唐太宗说：“我没仔细考虑就这么做了，差点酿成大错。”于是就让李泰回到原来的住所居住。
贞观十七年，唐太宗对侍臣说：“人情之中最让人哀痛的，莫过于失去亲人。所以孔子说：‘父母死后，服丧三年，是天下的通理，从天子到平民莫不如此。’他又说：‘何必只说商代的国君武丁这么做呢?古代的人都是这样做的。’可是，近代的帝王实行汉文帝以日代月的短期服丧礼仪，这与古代礼义的典范大相违逆。我昨天看到徐干写的《中论·复三年丧》这篇文章，觉得他论述的道理非常深刻，只可惜没早些看到它。现在我才发现，我对丧礼太疏忽大意了，可现在只能责备自己，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”说完，便因悲伤过度而哭泣良久。
贞观十八年，唐太宗对侍臣说：“臣子对帝王，常常只顺从他的旨意，用好听的话来博得他的欢心。但现在我要听听自己的过失，你们尽管坦率地指出来吧。”散骑常侍刘洎说：“陛下每次和大臣们共商国事，或看奏疏，如果发现他们的意见不合己意，就面露责备的神情，结果提意见的大臣无不面带惭色退朝。臣认为，这样恐怕不是鼓励大臣们提意见的态度。”唐太宗说：“对此，我也很后悔，从现在起我要改掉这个毛病。”
《贞观政要卷三》翻译如下：
贞观三年，唐太宗对侍臣说:“无论国家安定还是混乱， 安全还是危险,君臣都应该词舟共济。如果君主能接受忠言，臣子能够直言进谏，那么君臣之间就会非常默契,这是自古以来治国所重视的方法。如果君主贤明，而臣子却不匡正辅佐,想要不亡国，是不可能的。
君主要是失掉了江山，子也就不能保全自己的家族。像隋炀帝，他为人非常暴虐，臣下不敢进言，这使他不知道自己的过失，最后国破家亡，大臣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杀死。这个惨痛的教训离我们并不远，我和各位大臣能不谨慎吗?我们不能被后人所耻笑啊。”
贞观四年，唐太宗谈论隋朝统治的时候，魏徵对答说: "我过去在隋朝， 曾听说有盗窃发生,炀帝派於士澄追捕。只要发现可疑的人，就苦苦拷打,被迫含冤承认自己是盗贼的有二千多人，隋炀帝下令在同一天全都斩决。大理丞张元济感到奇怪,试查有关案件的文书,竟有六七人在盗窃案发生的那天，原先就关押在别的地方,盗案发生后才放出来,可也被审问拷打,受鈈了痛苦，自己屈认行盗。
张元济因此再进行推究,这二千人中只有九个人帝已下冷斩决，就不把真相上奏，结果把这两千人统统杀掉。”太宗说: "这不仅是隋炀帝暴无道，臣下们也不尽心办事。他们应当匡正谏诤，不怕有杀身之祸，怎能一味谄媚奉迎，不讲原则地去讨皇上的欢心和称誉。隋朝君臣都是这样，怎么能不失败?我依靠你们共同辅佐，就能使监狱空无一人。希望你们能善始善终，常像今天一样。”
《贞观政要卷三》原文：
贞观三年，太宗谓侍臣日: "君臣本同治乱， 共安危,若主纳忠谏,臣进直言,斯故君给契，古来所重。若君自贤，不正，欲不危亡，不可得也。君失其国，不能独全其家。至如隋炀帝暴虐,臣下钳口，令不闻过,遂至灭亡，虞世基等寻亦诛死。前事不远，朕与卿等可得不慎,无为后所嗤!”
贞观四年，太宗论隋日。魏征对日: "臣往在隋朝， 曾闻有盗发,炀帝令於士澄捕逐。但有疑似，苦加拷掠,枉承贼者二千余人，羚同日斩决。大理丞张元济怪之,试寻其状。有六七人，盗发之日，先禁他所，被放才出,亦遭推勘，不胜苦痛，自诬行盗。
元济因此更事究寻，二千人内惟九人逗遛不明。官人有谙识者,就九人内四人非贼。有司以炀帝已令斩决，遂不执奏,并杀之。”太宗日:“非是炀帝无道， 臣下亦不尽心。须相匡谏,不避诛戮，岂得惟行谄佞，苟求悦誉?君臣如此，何得不败?联赖公等共相辅佐，遂令囹圄空虚。愿公等善始克终,恒如今日!”
此文出自唐代史学家吴兢《贞观政要》。
《贞观政要》创作背景：
吴兢著《贞观政要》旨在歌颂“贞观之治”，总结唐太宗时代的政治得失，希望后来君主以为借鉴。书中所记基本为贞观年间唐太宗与魏征等大臣的问答，以及皇帝的诏书、大臣的谏议奏疏等，内容广泛，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社会、思想、生活等方方面面，尤以讨论君臣关系、君民关系、求谏纳谏、任贤使能、恭俭节用、居安思危为其重点。
虽然《贞观政要》在史实上有所失误，但由于叙事详赡，文字明畅，论述的又是统治之道，因此晚唐以后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，流传到日本和朝鲜半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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